第151章 大动兵戈（七）

北洋方面针对陈其美的反击就此拉开帷幕！

郑汝成被杀，陈其美很高兴，他用这种爆裂的方式告诉世人：“在上海，哪怕是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镇守使，我也可以轻松取其性命。我陈其美才是上海滩之主！”

陈其美不会知道，此时有一双眼睛已经暗中盯上了他。此人不是别人，而是袁世凯坐镇东南的最高将领——冯国璋。冯国璋是江苏都督，而上海是归苏督来管的，陈其美在他的地面上先杀徐宝山，再杀郑汝成，那下一个可能就是他老冯了呗？在冯国璋看来，他绝不能容忍陈其美在他眼皮底下胡作非为，他要先下手为强。

要怎么样才能索陈其美的命呢？冯国璋采用的方式就是“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”，简单说来，就是两个字——暗杀。

话说回来，陈其美精于暗杀，肯定处处提防，怎么可能轻易给人机会？冯国璋是北洋高级将领，他的才华是在战场上，暗杀的确不是他的强项，但冯国璋知道，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，而且此人一定会帮忙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曾经在陈其美手下工作过的张宗昌。

张宗昌反水之后，在冯国璋率领下打过几次仗，虽然他很努力，但都没有什么高光表现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降将都会受到很多指责，不管他投降的理由多么充分。这不难理解，因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，而上级长官是不会下命令让下属投降的。

张宗昌就是一位降将，而且是一位表现平平的降将。张宗昌发誓要出人头地，所以他选择背弃陈其美，追随冯国璋。但是要入冯国璋的法眼，并受到重用，似乎并不容易。

为了获得冯国璋的信任，张宗昌必须要交纳一份像模像样的投名状。对于张宗昌来说，只要这份投名状自己能拿得出，他就不会有任何犹豫。张宗昌决定用陈其美的人头来做自己攀上高位的阶梯！

想要暗杀陈其美就必须找到他的弱点，将他引诱出来。是人就一定有弱点，有弱点就可以被击破。弱点是什么？所谓弱点就是人的欲望，俗话说“无欲则刚”，没有欲望自然就不会有弱点。欲望又是什么呢？欲望就是一个人当下最想得到或者最不舍的放下的那件东西。

眼下来说，身在上海租借的陈其美最想得到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——钱。陈其美不是一个贪财的人，但他要维持帮会，并维持住一个暗杀组织，还要组织军队，自然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。以陈其美挥金如土的个性，这时候不用想也可以知道他现在非常窘迫，急需一大笔钱来拓展他在上海的事业！陈其美指定缺钱，但这笔钱要有吸引力，并来得顺其自然才能将陈其美引诱出来。

不久之后，一家叫做“鸿丰煤矿公司”的大企业在上海成立，主要经营在东南地区的采矿业务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市面上都在传言鸿丰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，欠债比较多，乃至于需要抵押手中所持有的一块矿地从而向外资银行贷款。这时候，有个叫李海秋的小弟向陈其美说，这家鸿丰煤矿公司的大老板希望陈其美能出面向银行介绍一下，促成这笔贷款。如果能成功拿到银行贷款，这家公司的大老板将拿出贷款金额两到三成给陈其美作为军费使用。这当口，陈其美正在组织军队最缺的就是钱，于是他就一口答应下来，并约定了在法租界萨坡赛路（今淡水路）十四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。李海秋于是通知鸿丰煤矿公司的大老板前来会谈。

陈其美不会知道，李海秋此时已经收了张宗昌的钱，他是在为张宗昌办事。所谓以矿地抵押借款，完全是张宗昌设的一个局，就等着陷入资金困难的陈其美入局。

前来跟陈其美商谈的人不是什么公司大老板，而是张宗昌的山东老乡兼生死弟兄程国瑞。程国瑞曾经跟随张宗昌闯荡东北，并打出一片天地，若论争强斗狠，张宗昌和程国瑞那是眼皮都没有眨过一次！一句话，刺杀之王陈其美这次遇到狠人了！

剩下的情节就比较老套。当两人会面的时候，程国瑞掏枪直接干死了陈其美，并在外围人员帮助下逃离现场。

一代豪杰陈其美带着万千遗恨，就此毙命于上海法租界！

听闻陈其美被杀，孙文悲愤交加，大呼“失我长城”！章太炎称陈其美为“一代豪雄”！

都说杀父之**夺妻之恨乃是世间最大的仇恨，如果你遍观历史，就会发现此两种仇恨与政见不同所引发的仇恨相比，简直可以用微不足道来形容！

诸位可以数一数，因刺宋案一共死了多少人。这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尚可以数得过来，那些因战争而死的数万将士在历史上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。陈其美之死并不是连环暗杀的终点，后来，张宗昌与程国瑞也都死于非命。

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是死不得的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国民党党魁宋教仁遇刺引发南北战争，伊藤博文遇刺引发日韩合并朝*鲜亡国。陈其美被暗杀前一年，一个叫做加夫里若·普林西普的塞尔维亚青年，一枪干死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，由此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一千多万人在这场大战中丧生。由此可见，大人物一旦被刺就会导致所谓“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”的可怕后果！

辛亥革命时，黎元洪在武昌城头登高一呼为什么就能成功？两年后，当孙文再次举起革命的大旗的时候，迎接他的为何就是失败？要知道这两件事仅仅隔了两年，难道是孙文的影响力不及黎元洪？这其中原因很多，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。

辛亥革命之所以迅速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可，主要原因在于其排满主张。汉族被压迫将近三百年，这是汉族精英们不愿接受的。所以，黎元洪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，将兴汉作为口号，号召整个汉人群体站出来。那时候用的纪元方式是黄帝纪元，汉族精英阶层感同身受，汉人又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体力量，有了整个汉族精英群体的支持，革命就能成功。

“二次革命”时候，民国初立，人心思定，整个社会的民心向往和平，不愿意打仗。此时孙文因宋教仁被暗杀而暗自兴兵，并不为当时整个社会所接受，就算在革命党人内部也为是否起兵而相持不下，更不用谈整个社会的看法了。革命党人联合岛国搞”二次革命”，那更是让这次战争的正义性受到了极大质疑，那时候的岛国在国人心目中已经声名狼藉。

1913年7月，当战争刚刚开始不久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就此发表社论，指出此次战争的实质在于“决定中国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*央政府来统治，还是各省各自为政”，并认为“袁世凯是能使中国免于土崩瓦解的唯一人物”。同时期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也刊发社论，认为”二次革命”是“一帮失意政客要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而已”。

后来，同盟会员梁漱溟曾评价：“说起助长武人势力的原因，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，他们无论如何，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。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。从此之后，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，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，武人的权威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，到现在而达极点。”

正是从“二次革命”开始，民国的政争开始越过国会和法律的框架，而是在战场上用枪炮进行较量。这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一发不可收拾。